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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陈东升与中国艺术品拍卖的20年

浏览次数:86 时间:2020-02-09

[ 创立嘉德初期,陈东升对创新这个词的定义是率先模仿,他瞄准的目标是苏富比,细致到预展时用来陈列艺术品的玻璃有多厚、号牌样式、柜子的造型等等 ]

[ 1995年,嘉德举办了杨永德藏齐白石书画专场。杨是香港大收藏家,广有齐白石画作收藏。这场专拍促成了海外流失文物的第一次大量回流 ]

[ 现在的现实生活已经有了变化,现实土壤已经开始培养起真正的本土艺术家。现在的年轻人以后成长起来,我期待的是100%的中国当代艺术家。陈东升说 ]

22年前下海创业的那个青年,现在已鬓角飞霜,精力却依旧旺盛。5月9日,陈东升出现在新书《一槌定音我与嘉德二十年》的发布会上。从场地后端快步走到前台的过程中,他微笑着不断与围观的读者打招呼。这让人联想到拍卖场中老绅士的行事风格:礼数周全、思虑妥帖。

与他一同前来的,还有嘉德投资公司董事总裁兼CEO寇勤,以及华辰拍卖董事长甘学军,皆是与陈东升一同创立嘉德的伙伴。寇勤是陈东升武汉大学的校友。甘学军是他的湖北老乡,被挖到嘉德之前,他是国家文物局局长秘书。这两重关系,差不多可以概括陈东升事业草创时期所主要依靠的人脉关系。不是校友,就是老乡。陈东升说。

他最初的亲密合作者中,王雁南也许是例外。这位留学海外的中共高级干部子女,为他们的共同事业带来的不光是眼界、技能,更重要的或许是坚持原则的底气。在接受《第一财经日报》采访时,陈东升这样提及嘉德这位刚刚卸任的女掌门:王总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和粤语,我当时想,要办国际性的拍卖公司就一定要有懂外语的人。她对规矩、原则是极为注重的。有人在她这里栽了跟头来找我说,但找我也没用。

当年由7个人合作创立的嘉德,如今已成为世界知名的艺术品拍卖公司。与此相伴随的历史背景是:20多年里,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艺术品市场,北京则成了纽约、伦敦、香港之外的世界艺术品中心。

在《一槌定音》这本自传性的书中,陈东升从大学时代写起,回顾了自己在体制内的工作、下海创立嘉德并一手开拓公司最初昌盛的经历。他记录了嘉德如何有了第一位现代意义上的拍卖师,如何摸索拍卖章程,组织第一场拍卖,又如何培育市场。也就是从嘉德创立开始,中国才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品拍卖,渐而有了《拍卖法》、星号制度、文物复出境制度、国家优先购买制度一系列行业规则。

率先模仿

在甘学军眼中,陈东升讲话太有煽动性了。他至今依然记得,陈东升在劝说他加盟嘉德时所说的那句话:我用雷达式的扫描看了一遍中国所有的行业,就是艺术品拍卖没人做。于是,甘学军辞去公职,投奔陈东升麾下。

空白点自然孕育着大把的机会,却也意味着肩负创新的职责。在国门最初开启的时候,陈东升对这个词的定义是率先模仿,他瞄准的目标是苏富比。

当时,文物局官员带着陈东升进入香港苏富比拍场,陈东升带去的则是弟弟从日本为他买的摄影机。国际大拍端严富丽的场面给了他很大震撼。那真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。陈东升害羞地躲在最后一排。我不敢这样理直气壮地拍摄,就怕人家看见,便偷着拍。跨着马步的陈东升腿直打颤,手也就跟着发抖。结果拍回来的图像也是抖的,甘学军和寇勤他们看得直眼晕。

陈东升他们对苏富比的模仿,细致到预展时用来陈列艺术品的玻璃有多厚、号牌样式、柜子的造型等等。而香港大藏家张宗宪向他们介绍海外拍卖情况时的话语,就像是圣旨。他说的我们全部记录了下来。陈东升说。嘉德一开始的定位就是学苏富比,在当时最高档的长城饭店办公,而这群人请教的专家也是一流。我们有东西总是去找徐邦达看。甘学军说。

当年那个学习的过程很有意思。陈东升直言。令这群人倍感压力的,还不是这个从无到有的学习过程,而是文物国家专营体制下,文物拍卖所必须做出的政策突破。一听说体制内的一些人提出反对意见,或说他们也要干这件事情,我们就非常紧张。甘学军回忆。

陈东升将这种对边界的试探,说成打擦边球。起初,嘉德的名字并不是现在的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,而是中国嘉德国际文化珍品拍卖有限公司。其用意是对文物二字的刻意回避。文物行业内的人们本身就分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。这样没有法律保护的情况维持了三年,直到1996年,《拍卖法》颁布才彻底打破了文物部门对文物经营的垄断。

其实,文物行业从业者所担心的也并非仅仅是垄断饭碗的打破,也有对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的顾虑。1995年,嘉德举办了杨永德藏齐白石书画专场。杨是香港大收藏家,广有齐白石画作收藏。这场专拍促成了海外流失文物的第一次大量回流。艺术品拍卖的政治形象从那时起有了一些改观。

陈东升在书中这样写道:嘉德自创办就有那么强的反对势力,特别是原文物界掌有文物专营垄断权力的那些人,我的担心越发强烈,也就致使我们要把坏事变好事,做所有的事极其谨小慎微我们严谨的作风是反对派逼出来的。就这样,几个起初对文物艺术品并不了解的年轻人创办了一家拍卖公司。现在,嘉德不仅仅是行业内的风向标,其守规矩、守本分的作风为业内普遍认同。

时间跨过20年,现在的艺术品市场早已今非昔比。行业的兴盛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竞争对手的涌入。由于本身的特殊性,行业内也涌现出种种怪象、乱象。假拍、拍假、虚报成交数字等在业内屡见不鲜。对此,陈东升说:艺术品市场的确也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,但我们需要看到几股清流。

2003年前后,现在业内颇具影响力的几家拍卖行如保利、匡时、西泠印社相继成立。其中,保利更是崛起迅速,公司每年公布的总成交额与嘉德不相上下。一个行业一定是两家巨头相互竞争的,有可口可乐就一定有百事可乐。嘉德不会作虚假的数字,不用在数字上冲到最前面。我们要坚守我们的价值观。陈东升说,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学习,保利对市场的敏锐判断和灵活性,我们就该学习。

遍地黄金却也需要勇气的时代

泰康人寿下属的泰康空间,是一个非营利的艺术机构,长期支持年轻艺术家的实验性创作。其购藏与学术梳理一直由专家唐昕打理,陈东升并不以个人审美介入太多。但有两件油画却是例外。向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谈起收藏趣味时,他说,他最喜欢的是《黄河颂》(陈逸飞作),另一件则是《革命理想高于天》(沈尧伊作)。

我们这一代人,还是有一点革命的英雄主义、浪漫主义、现实主义。他说,革命的理想高于天,是我高中时期唱长征组歌听到的歌词。这是一句太朴素、太有震撼力的话。对我的影响也太大了。就是冲着这个名字,我也要把这幅画买下来。这是真真实实的感受,可你们这代年轻人已经无法理解了。

当时哪儿有企业家精神这个概念?只是一种激情,觉得机关转型,是在创造一件伟大的事。我们自己把自己想象得很高尚,也不管别人是不是笑话我们。陈东升对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说。

创办嘉德之前,陈东升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属的《管理世界》杂志副总编。他坦言那时的自己带着强烈的优越感,不是来源于出身,而是来源于个人奋斗。那时真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。

下海,想的也不是要赚多少钱,而是改变中国的现状。在《管理世界》担当副总编时评选500强企业,陈东升发现,一个国家拥有世界500强企业的个数直接与它的经济总量正相关。这个发现当时让我非常震撼,我想到,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,没有一批大企业是不可能的。我很坚定,就是实业救国,教育、科技那都是跟随着经济发展的。经济上强大了,都能够解决。他说。

回顾一路走来的壮怀激烈,陈东升屡次提到的一个词是时代。那是一个从革命年代走过来、从清教徒式的社会转型而来的时代。与陈东升同时期从体制内下海经商的,还有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、万通地产董事长冯仑、中国诚信信用管理公司董事长毛振华等。陈东升说他们这些1992年前后创业的企业家,都是邓小平第二次南巡的产物。

而带着明显的家国情怀和坚信市场的力量,正是外界为这批企业家所勾勒的特点。1992年颁布的两个文件被陈东升视为中国社会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。1992年颁布的《有限责任公司管理规范意见》和《股份有限公司管理规范》是一项伟大的制度,释放了无穷生产力。当年就是因为这两个文件,我可以下海创业了。陈东升在接受采访时说。在他看来,当年这两个文件的重要性还没有得到媒体的充分认识。

在他眼中,那是个遍地黄金却也需要勇气的时代。陈东升说,1992年前5年,下海的可能是犯了错误的人,因为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是不认同的。那个时候的万元户、个体户都是社会边缘群体。上大学、当党中央机关干部是大家一致的价值取向。但到1992年,价值观改变了,大规模的体制内精英舍弃铁饭碗、金饭碗去创业,形成了中国最大的一波下海浪潮和创业浪潮,有了今天中国很多骨干企业和领军人物陈东升这样写道。

利用计划经济的余威,抢占市场经济的滩头。接受采访那天,陈东升又提起了这句流传甚广的名言。在那个体制内、体制外资源重新排布的社会中,他确实利用了体制内的人脉,成为市场经济大潮中的逐浪者。但他却避讳红顶商人这个称号。曾经媒体为他挂上了这个标签,被他斥为胡扯。学胡雪岩的个个死得很难看。他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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